寻源问道:亚洲与西方当代抽象艺术

超越影响之外:寻源问道

菲利浦·多德

 

艺术影响力的回路十分错综复杂,且永无止境:十九世纪晚期德国哲学家叔本华 (Arthur Schopenhauer) 即深受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而叔本华又对最早期的西方抽象艺术家和理论家之一的康丁斯基 (Wassily Kandinsky) 等西方现代主义者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的 1970 年代晚期至 80 年代初期之间,中国对于国外经典名著的翻译数量开始增加(其中也包含了康丁斯基的著作),使中国的艺术家们得以从社会现实主义的专制之下获得“解放”,并使其转而走向抽象主义的道路,而这正是此次展览的艺术家之一朱金石的写照。[i]

即使不论影响的复杂情况,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世界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也为其带来了文化优势,使人们认为,西方文化对亚洲文化造成了影响;或者说,西方文化的发展轨迹,就是全球文化的发展轨迹。最近在伦敦高古轩画廊 (Gagosian Gallery) 的一场受到诸多评论的展览,就能说明此一情况。展览名为“The Show is Over”,展出内容是以美国抽象艺术为主,这些艺术家们的论点是:尽管艺术家创作出探讨“绘画艺术之死”的画作,但永远不能宣判“绘画艺术之死”。[ii]展览画册的主题思想,绝妙地结合了某些类型的美国艺术之发展轨迹,与艺术在世界上的命运,这实在是个由来已久的沉疴错误。

然而这只是征状之一。另有一场关于早期中国绘画的重要展览,刚刚在伦敦的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 (V&A Museum) 开幕。英国《卫报》的评论家由于发现到中国画家早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之前就开始描绘山水画,而感到无比兴奋——尽管满心欢喜的评论家似乎并不知道,中国的风景画传统,是建立在山水画概念的传统,而非西方传统风景画的“科学”传统。[iii]而上述只是两项“本地”的例子(我在伦敦写就这篇文章),这两则例子说明了西方至今仍如何将这个世界与自身相互混淆,或是对自身以外的艺术传统展现出了惊人的无知。

另一方面,亚洲经济的崛起,也无可避免地使西方开始重新审视原本在西方历史和想象中的亚洲情况,以及亚洲在西方所造成的影响。古根海姆美术馆最近的一项展览中,就提出了极具说服力的证据,说明了亚洲对西方向来所带来的影响之份量,与西方在中国的影响一样重要。[iv]举例而言,如果没有中国的表意文字,则西方现代诗将会如何发展(想想诗人庞德 (Ezra Pound))?又如果没有加美兰 (Gamelan) 这种东南亚乐器,美国极简主义音乐将是何种样貌(想想史提夫・莱许 (Steve Reich))?

毫无疑问,了解东西双方之间相互带来何种程度的影响力回路,绝对是个有益的开始。同样值得我们高兴的是,西方的博物馆正开始了解到,除了那唯一版本的艺术史之外,还存在其它不同的艺术史发展,但我希望这次的展览能对于“重新界定艺术”,尤其是当代艺术,作出不同的贡献,虽然此贡献可能相当微薄。

当我受邀为藝術門 (Pearl Lam Galleries) 新加坡画廊的开幕展览策展时,我便建议展览应聚焦于来自各种不同文化与传统的抽象艺术。因此,这次展出有来自美国、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欧洲的艺术家,而这基于两大原因。首先,在我看来,这次展览延续了藝術門香港画廊开幕展《中国抽象艺术,80 年代至今:忆原》的开创性。如果展览只是揭示出中国的抽象艺术自上世纪70 年代以来具有何等的多样性与巨大力量,将无法充分探究世界各地的抽象艺术家的共同性为何,也无法了解是什么样的文化定位使其各不相同。就其本身而言,这次展览应映现出一个“去中心”的艺术世界。

其次,虽然目前已有许多关于全球化艺术世界的思想论述,但是,能够将来自不同文化的同一时期作品并置展出的展览及展览空间仍然少之又少(尽管事实上,巴黎蓬皮杜中心在距今二十五年前的《大地魔术师》(Les Magiciens de la Terre) 展览中,就已经向我们提出了这项忠告)——而这也正是此项展览所欲实现的。其信念相当有别于艺术拍卖公司——拍卖公司往往认为,以国族性(例如“中国艺术”)或地域性(例如“东南亚艺术”)的概念来包装新兴艺术市场,乃是一种更好的做法。

从其中一个层面观之,这次展览仅是将五位非常出色的艺术家汇聚于新加坡,这些艺术家均享誉盛名,且其作品都已成为重要的公共或私人收藏。他们分别来自中国、欧洲、美国和印度尼西亚,而且这些艺术家——用更确切的字眼来形容的话——都是以“抽象艺术制造者”的身分进行创作(佩特・史黛尔 (Pat Steir) 说得很好: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她的作品并不是抽象的,因为她并不是从生活中“抽取”出形象)。

而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这次展览旨在让我们确切看见,在“全球艺术”或“全球化艺术世界”这些过度简化的说法之下,包藏着何等的复杂性;并使我们了解,“抽象艺术”这样的通用语,是如何由于其对不同文化的衔接性而被标示、被形塑。此外,这次展览也在尝试直指“抽象艺术是由西方所主导”或“所有的艺术日趋同质化”这类论点的核心。高名潞和艾宁 (Enin Supriyanto) 两人在展览画册中的文章,都以极具说服力的论述提醒我们:事实并非如此。

然而,这次的展览也期望能更进一步跨出“东方影响西方”或“西方影响东方”的问题,因此赋予了展览名称《寻源问道——亚洲与西方当代抽象艺术》(Where does it all begin? Contemporary Abstract Art in Asia and the West) 所具有的讽刺意味本质。就我的想法而言,从“影响力”的角度为艺术创作赋予框架的做法,并不能令人满意,部分原因是由于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源自于十九世纪末西方遗传学观念与诸如弗洛伊德(Freud)等人的思想著述。

我以及此次展览的论点是:所有的艺术家都自有其根源,却也有其形塑之路——他们可以归属于特定历史时刻下的特定文化,同时也受到与其它不同文化的想象连结的形塑。而我认为,这绝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中国清朝康、雍、亁盛世中,耶稣会传教士创作了许多伟大的宫廷画;另外,座落于英国皇家植物园中的“中国塔”,堪称为十八世纪最具地标性的伟大建筑之一,便是当时的建筑师威廉・钱伯斯 (Sir William Chambers) 三度远行造访中国之后所产生的设计构想。

这次展出中的每一位艺术家,便各有其根源与道路。巧合的是,朱金石与苏笑柏这两位中国艺术家,都在旅居德国期间形塑了其自身创作发展的某个部分,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艺术家 Christine Ay Tjoe 亦然。美国艺术家佩特・史黛尔(Pat Steir)一部分受到约翰・凯吉 (John Cage) 的影响(而约翰・凯吉的内在思想则源自于禅学),另一部分则受到中国绘画传统与哲学思想的影响。同样参与展出的英国艺术家彼得・佩里 (Peter Peri) 艺术创作的形塑之路,部分来自于个人生命经历,部分则来自于对中欧及东欧地区(康丁斯基也在此度过其大部分的人生)传统的艺术忠诚。佩里的作品清楚地表明,即使是在“西方艺术”的类别中,仍有许多形塑艺术创作的路径,而这些路径并非全部只以伦敦和纽约为重心。

但这样的根源与形塑之路并不仅是个人生命经历的问题。只要我们读读佩特・史黛尔(Pat Steir)在展览画册第 X 页中极富见地的思想论述,就能了解一位身处于“绘画的终结”争论中的艺术家,在中国山水画传统和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纽曼 (Barnett Newman) 作品的影响下,使其能够创作不懈——虽然这些作品无法被确切地归类为“西方”或“亚洲”绘画艺术。而朱金石则是另一位拥有两个“故乡”(这是他所使用的措辞)的艺术家例子——中国与欧洲。驻足于朱金石的任一件作品之前,都可以同时看见艺术家与中欧表现主义传统及中国绘画历史的对话。朱金石曾对我说,在中国绘画之中,黑色包容了五色,而他的做法是以垂直而非水平的方式来堆砌这些色彩。[v]

我们可以因为这些展览作品不存在相异性,而将展出的每一位艺术家相互连结;从这层意义上而言,展览的名称就如同我所说的,具有讽刺性的本质,而展览中所呈现的出色作品,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复杂而不同的答案。一切影响并不是从东方或者西方开始的,而是同时兼容两者的影响。如果艺术史发生于艺术家作品形成的那一刻——就如同波赫士 (Jorge Luis Borges) 所说的,现在的一切会改变过去的一切——那么艺术史应该开始探索最杰出当代艺术的多重故乡。不是非此即彼,也不是唯一 (only) 或而且 (also)。然而,这将需要我们(尤其是西方人)更多地去了解各种不同的艺术史——而这永远不会太迟。



[i]关于中国哲学思想对叔本华的影响,请参见: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883-1886);这部著作成为后来的思想家们的灵感来源,而康丁斯基便是其中一。康丁斯基的《蓝骑士年鉴》(Blaue Reiter Almanac) 中,便引述了叔本华的论述。关于毛泽东逝世后所出版的翻译著作数量,请参见费大为,“The 85 New Wave: a fleeting derailment” 《85 新浪潮:中国当代艺术的诞生》(85 New Wave: The Birth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北京:UCCA,2008 年)。

 

[ii]高古轩画廊 (Gagosian Gallery),《The Show is Over》,(伦敦:Pure Print Group 出版,2013 年)。

[iii]乔纳森-琼斯 (Jonathan Jones),《中国制造:风景画如何在东方产》〉(Made in China:How landscape painting was invented in the East)《卫报》,2013 年 10 月 22 日,第18页。

[iv] 《第三种思想:美国艺术家凝视亚洲 (1860-1989)》(The Third Mind: American Artists Contemplate Asia, 1860–1989),(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出版,2009 年)。

[v] 《朱金石》(香港:藝術門画廊出版,2013 年),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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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浦·多德(Philip Dodd)曾任伦敦当代艺术学院院长,同时也是策展人、作家和BBC获奖主持人。他曾合作策划了英国海沃德画廊(Hayward Gallery)极具创意的展览《Spellbound: Art and Film》,并在莫斯科、纽约等地为小野洋子和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等艺术家和建筑师策划过多次展览。他不仅为泰特美术馆撰写艺术评论文章,而且出版了艺术类畅销书《Relative Values: Art and Value》。 英国卫报将他誉为“最杰出的时代文化变迁的分析家”。

多德被认为是最早将当代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的英国人之一 。1998年,他将“英国年轻艺术家”(Young British Artists)的作品带至中国展出,随后一年,又在伦敦当代艺术学院举办了以中国当代艺术与文化为主题的重要展览。目前,他担任英国创意机构“中国制造” (http://www.madeinchinauk.com/) 主席、伦敦Art 14顾问委员会主席;此外,他还是香港国际艺术展和伦敦Art 13“私人博物馆论坛”创建人和香港国际艺术展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