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WILKINSON: 等待

自治時刻

Jon Savage

認爲青年運動主張的是不斷進取、樂趣和自由,這種想法是大錯特錯的。相反,青年運動也可以富有民族主義和極權主義色彩:青年人被塑造成意識形態的先鋒或軍國主義的傀儡 —— 准備不計代價地履付政權的號召,而非像成年人那樣去做利益權衡。希特勒青年隊,蘇聯共青團,或如今在俄羅斯的納什青年近衛軍運動都是現實的例子。

在西方,我們習慣了與主流意識緊密相連的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至上的青春模式。“青少年”這個概念源自二戰末期的美國,産生于社會動蕩和國際沖突的壓力和爭端下。現成爲西方價值觀的核心:它就是,如妳所愛,一張微笑、迷人、青春長駐的臉下掩飾著六十年之久的新世界秩序。

1944年冬季,在美國社會學家Talcott Parsons創造了“青年文化”一詞的兩年後,“青少年”這個字眼就被普遍地傳播。該詞對歐美政府長期棘手的問題作出了一種新興的解答, 自美國心理學家Stanley Hall爲其巨作(Adolescence, 1904)的主題最初整理青春期現象,定義“青春期”這一概念起。

大約在世紀之交時,明顯地出現了亦可能成爲廣泛社會問題的或成爲給未來帶來希望的新階級。青春期作爲童年與成年的中間階段,被Stanley Hall定義爲十三到二十四歲之間的人群,這個階級的掘起是因爲工業化、都市化、和越來越走向大衆社會的中堅力量反對以往的君主制或者封建制。

從很多方面來說,青春期其實是十八世紀後期的産物:工業革命,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讓人口集中在快速發展擴張的新城市;美國獨立戰爭的主要觀點“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見諸于1776年的獨立宣言裏;而法國大革命在《人權宣言》第28條裏提出了代溝的概念:“一代人不能將它的法制強加給後代。”

西方最初定義青年爲一個另當別論的階級是從城市街頭幫派而來:十九世紀中期,“少年犯罪”在歐美已經是個時髦詞,而青年是社會威脅的觀點也被接受了:這種想法主導了對這個新階級的第一反應。難以預料和另人費解的青年所影射的未來讓成人不寒而栗。

二十世紀初鬥爭開始上演了:在想要嚴格管制和軍事化青年的成年人,和正在幻想真正青年文化的實時年輕人之間。一個最早期的例子就是候鳥運動(Wandervogel),一些反抗國家的嚴格管制的年輕德國學生和學童,他們組成團體,在鄉村流浪,歌唱,享受大自然。

不過,青年德意志團(Jungdeutschlandbund)的主張讓他們相形見礎:一個民族主義的組織——應讓青年有比英國童子軍更多的露天和軍事訓練的經驗。至1914年,他們是世界上最大的青年團體,75萬成員,抱著共同的想法:”戰爭是美麗的。它的偉大將心靈提升到世俗之上。 這個時刻等待著我們…讓它變成年輕德國的天堂。”

歐洲年輕人在第一世界大戰爆發時表現的一致熱情象征著軍國主義的勝利。然而,曆經四年的大屠殺 —— 高達300萬青少年的死亡 —— 導致了對成人的憤怒,正如Wilfred Owen的詩歌《命定青春的贊美詩》(Anthem for Doomed Youth)所示。如此的榮耀和犧牲精神 ——“爲祖國捐軀的甜美和光榮”(dulce est mori pro patria)—— 也就滅亡了。1920年代的青少年對生活和社會的自有看法。
1920年代,做享樂主義消費型青年的新主張開始在歐美紮根。輕佻女郎(Flapper),成爲其代表 ——事不關己的態度,短發,濃妝,常抽著煙的年輕女孩。這些女性出現在一個女多男少(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屠殺)、婦女解放制度化的時代。

在美國,受高等教育的青少年的人數日益增長,一個全國範圍的獨立青年階級的主意在他們當中滋生。他們充斥于青少年市場,並很快地吸引了很多産品 —— 電影,香水,化妝品,爵士樂,收音機,—— 以及態度,和及時行樂的想法。各種見地導致了巨大的破壞。盡情狂歡更好,這種享樂主義變成了一種意識形態,不止在美國,也在巴黎,柏林,和倫敦。

1929年的全球經濟崩潰顛覆了局面。資本主義的失敗讓新方案應時而生:歐洲青年在法西斯主義和共産主義間兩極分化。意大利,德國,俄羅斯的義務青年團體出現了並用極權主義意識給少年洗腦。特別是希特勒青年團,狡猾地鎖定在青年人身上:教唆他們反抗父母,擁護年輕的領導者。于是青年引導著青年。

歐洲青年的兩極分化渲染了1930年代:蔓延至英國和美國,威脅了各國安定。兩國都組織了國家青年工作計劃,但真正的改變來自青年自身:從1937年起,搖擺舞音樂的流行奠定了全新的青年亞文化,包括服裝,音樂,舞蹈和俚語。搖擺舞起源于火辣的的黑人爵士和黑人風格,它給媒體和音樂界帶來驚喜:這是一個由下至上的真正運動。

搖擺舞音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青年文化背景 —— 始源于1939年。在德國和被占領的法國,年輕的搖擺舞音樂迷例如Hamburg Swings和Zazous,他們反抗納粹,拒絕穿制服,聆聽禁止的爵士樂和隨之起舞。如果被抓,就會被送往強制勞動營或青少年集中營。當美國大兵集體抵達英國時,他們帶來了他們的音樂,搖擺舞。

美國在1941年參戰。兩年後發生了一個全國性的青少年犯罪醜聞,原因是一些青少年人缺乏家長的監督以及被戰爭時期的動蕩擾亂。美國將理想主義結合實用主義來解決問題:關注潛在青少年市場的規模,1944末期的估算是$750萬美元 —— 于是當局攜手大企業,決定促進青少年這個概念,讓他們作爲民主和對社會負責的消費者。

政策很有效。青少年享受在有限消費範圍內的一定自主權:給他們提供青春風格的咨詢,爲迎合他們而不斷增長的零售店,以及如(1944年9月創刊的)《十七歲》此類極端成功的雜志。成人仍然掌控著財政大權和生産資料,然而可以看到,允許一定程度的自由防止了青少年的罪犯沖動。

青少年概念的起始時間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和廣島與長崎的原子彈爆炸期重合。美國人是真正的勝利者,而青少年是他們的終極産品。追求及時行樂的青少年是所有陳規舊則被模糊化的世界的完美代表,此種大衆存在主義是避免核爆炸帶來毀滅可能性的唯一解答。

過去的六十年裏,西方就是在這個新的世界秩序下生存。青少年已經成爲西方生活和商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英國經過了許多不同的表現形式:愛德華風格或泰迪男孩 (1952-9);現代主義或簡潔現代主義(1958到1967);嬉皮(1966-1977);華麗搖滾或Glitter樂迷(1972-1975);朋克(1976-1979)等等。到80年代初,所有這些形式,或者他們的複興,共存在一個勉強抑制憤怒的氛圍中。

自1980年代以來,青少年的消費模式蔓延至所有年齡階層,從10幾歲到50和60多歲年齡階層。它已經不再特指通常被政府條規排除的13到24歲的人群。在這三十幾年裏,與其說青少年是一種充滿生命力和活力的文化,不如說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成爲了産業的典範,和相當緩和的社會制約手段。同時也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

然而,仍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東西。泰迪男孩與朋克,簡潔現代主義與Glitter樂迷,嬉皮與80年代末的銳舞:他們都代表著青年突破性的時刻。所有的這些運動都不是文化産業發動的,而是青少年他們自己。青年用各種運動表明他們試圖接受這個他們所在的世界,一個由成人塑造而並非他們自己所塑造的世界。于是,他們希望改變。

不受市場營銷或媒體控制的事物,仍就是青年文化令人興奮的驚喜元素。當它發生時,會産生一種自由感及爆發力,造就了無以倫比的前進動力:在那一刻,一切皆有可能,世界可以被重造。它發生在許多的時刻和地方,最近在西方的反資本主義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將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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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Wilkinson的精美色彩與繪畫將那些自治的時刻集中凝結在看似古典的形式中。第一眼開來,繪畫作品很莊重,幾乎靜態,細觀細節:小照片和圖片打開了另一個世界的大門。畫廊裏置放的襯衫和雕塑物件營造了一個額外的維度:這是一個氛圍,一個在蛻變轉型過程中的作品。

Wilkinson從自由行動的寶貴時刻中攝取圖像資料:巴黎公社運動(1871);1968年5月的巴黎事件;德雷斯頓系列的照片,用作裝飾位于國王路430號Malcolm McLaren和Vivienne Westwood的高朋克高概念店“煽動分子”(1976-79)。在不同程度上,這一切都是熟知的曆史片段,然而,Wilkinson著迷于回顧這個主題,他將沿革重新演繹,複原它當初的活力。

巴黎公社也許是最令人陌生的:兩個月的工人起義推翻了第二帝國的政權,並在巴黎設立了一個新政府。在那幾周內,人們主宰了自己的命運:這是一個激勵人心又可怕的自由瞬間 —— 特別是正軍從一場血腥的戰役中殺害了成千上萬的公社擁護者和重新占領巴黎後。

正如Kristin Ross寫道:公社,是一個“對社會編制形式的反抗”。在令人陶醉的能量爆發中,每個邊界都被打破了 ——“流派之間,審美與政治討論之間,高雅藝術與報告文學之間”。十六歲詩人Arthur Rimbaud爲加入了公社而離家出走,動亂激發他創作了詩歌L’Orgie Parisienne ou Paris se repeuple,完全匹配他所渴望改造的世界。

Rimbaud現在可被看作是二十世紀青年革命的先驅:他堅決仇恨現有的社會習俗,傳統表現形式,和已建立的權力結構。一個世紀後,這些主張在1968年5月騷亂中重播,鼓舞了巴黎一個月。從學生蔓延到導致法國癱瘓的總罷工,這些事件激起另一個自治的暴發,啓示了一個年代。

八年後,Malcolm McLaren和Vivienne Westwood嘗試將1968年的巴黎引入到英國流行文化中。他們爲其精品店,“性”,設計了挑逗意味的T恤,有些印有同性戀味和虐戀味十足的圖像,也有精美細致的拼貼襯衫搭配著左派和右派的極端標語(卡爾馬克思與希特勒青年團的貼花補丁),堪稱爲無政府襯衫。

其中,1968年巴黎的口號“A Bas Le Coca Cola”,“從不工作”是受社會現實主義者啓發而來,社會現實主義是一群自由散漫、遊移在戲谑思想和尖銳思想之間的追隨者,其主要目標是攻擊《景象》(The Spectacle)報刊欄目—— 媒體和業界通過社會約束進行的不光彩合作而入侵群衆的潛意識。1968年5月的成功見證了他們將批判轉化爲實際行動,及其意味深長的後果。

McLaren和Westwood意圖透過他們商店的附屬團體,“性手槍”, 將挑釁滲入到英國文化的中心。深秋,“性手槍”已成爲青少年媒介中無處不在的新運動領導:朋克。當他們被一個醉酒的主持人激怒而在下午茶時段的電視節目上咒罵時,性手槍成爲了新聞的一個頭版,一個顔面盡失的羞恥,壹個全國性問題。這是曆史上的另一個突破。

與此同時,McLaren與Westwood在設計他們位于國王路430號的新店,“煽動分子”(Seditionaries),爲了展出最新的設計系列,包括束縛裝。對于店內的裝修,他們采用了放大的德雷斯頓市(Dresden)的照片,這是在1945年2月被英國和美國轟炸的一個德國城市,導致兩萬人死亡。對McLaren和Westwood來說,這是英國曆史舞台上需要被揭露的醜陋篇章。

“煽動分子”開業數周後,“性手槍”被唱片公司EMI和A&M解約。他們成了音樂界的棄兒和公敵。最終他們被Richard Brandon的維京唱片簽下,在1977年5月下旬爲伊麗莎白女王登基25周年的紀念獻媚。這是全國乃至全世界的慶祝,而《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一曲是唯一可見的抗議。

盡管整個媒界禁止播放,這首歌還是上了排行榜榜首:這就是那個時代的英國青年對整個弄虛作假的態度。1977年的英國並非偉大之國,而25周年慶典正是試圖諱莫如深 。“性手槍”被媒體诋毀和人身攻擊,但卻讓一代人有了聲張的機會。36年後,他們仍是國家形象人物,而且朋克被視爲最後的自治性和反法律主義的青年文化 。

回憶當年天天都是支離破碎的場景,這些瞬間就像打開另一個世界的大門,Michael Wilkinson竟行走在各種情緒之間的一條微妙界限上:著迷 —— 用追隨者的視線記錄著革命活動;驚喜 —— 這些時刻竟然發生;以及悲傷的情結,現在多數的青年文化僅僅關乎物質與淺顯,然而其中還夾雜著一絲希望。

改變是必要的。對未來的希望是至關重要的人類特性。年輕人一直是未來的先鋒。這些轉變性的時刻,在何時何地,可能再次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