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WILKINSON: 等待

自治时刻

Jon Savage

认为青年运动主张的是不断进取、乐趣和自由,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相反,青年运动也可以富有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色彩:青年人被塑造成意识形态的先锋或军国主义的傀儡 —— 准备不计代价地履付政权的号召,而非像成年人那样去做利益权衡。希特勒青年队,苏联共青团,或如今在俄罗斯的纳什青年近卫军运动都是现实的例子。

在西方,我们习惯了与主流意识紧密相连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至上的青春模式。“青少年”这个概念源自二战末期的美国,产生于社会动荡和国际冲突的压力和争端下。现成为西方价值观的核心:它就是,如你所爱,一张微笑、迷人、青春长驻的脸下掩饰着六十年之久的新世界秩序。

1944年冬季,在美国社会学家Talcott Parsons创造了“青年文化”一词的两年后,“青少年”这个字眼就被普遍地传播。该词对欧美政府长期棘手的问题作出了一种新兴的解答, 自美国心理学家Stanley Hall为其巨作(Adolescence, 1904)的主题最初整理青春期现象,定义“青春期”这一概念起。

大约在世纪之交时,明显地出现了亦可能成为广泛社会问题的或成为给未来带来希望的新阶级。青春期作为童年与成年的中间阶段,被Stanley Hall定义为十三到二十四岁之间的人群,这个阶级的崛起是因为工业化、都市化、和越来越走向大众社会的中坚力量反对以往的君主制或者封建制。

从很多方面来说,青春期其实是十八世纪后期的产物:工业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让人口集中在快速发展扩张的新城市;美国独立战争的主要观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见诸于1776年的独立宣言里;而法国大革命在《人权宣言》第28条里提出了代沟的概念:“一代人不能将它的法制强加给后代。”

西方最初定义青年为一个另当别论的阶级是从城市街头帮派而来:十九世纪中期,“少年犯罪”在欧美已经是个时髦词,而青年是社会威胁的观点也被接受了:这种想法主导了对这个新阶级的第一反应。难以预料和另人费解的青年所影射的未来让成人不寒而栗。

二十世纪初斗争开始上演了:在想要严格管制和军事化青年的成年人,和正在幻想真正青年文化的实时年轻人之间。一个最早期的例子就是候鸟运动(Wandervogel),一些反抗国家的严格管制的年轻德国学生和学童,他们组成团体,在乡村流浪,歌唱,享受大自然。

不过,青年德意志团(Jungdeutschlandbund)的主张让他们相形见绌:一个民族主义的组织——应让青年有比英国童子军更多的露天和军事训练的经验。至1914年,他们是世界上最大的青年团体,75万成员,抱着共同的想法:”战争是美丽的。它的伟大将心灵提升到世俗之上。 这个时刻等待着我们…让它变成年轻德国的天堂。”

欧洲年轻人在第一世界大战爆发时表现的一致热情象征着军国主义的胜利。然而,历经四年的大屠杀 —— 高达300万青少年的死亡 —— 导致了对成人的愤怒,正如Wilfred Owen的诗歌《命定青春的赞美诗》(Anthem for Doomed Youth)所示。如此的荣耀和牺牲精神 ——“为祖国捐躯的甜美和光荣”(dulce est mori pro patria)—— 也就灭亡了。1920年代的青少年对生活和社会的自有看法。

1920年代,做享乐主义消费型青年的新主张开始在欧美扎根。轻佻女郎(Flapper),成为其代表 ——事不关己的态度,短发,浓妆,常抽着烟的年轻女孩。这些女性出现在一个女多男少(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妇女解放制度化的时代。

在美国,受高等教育的青少年的人数日益增长,一个全国范围的独立青年阶级的主意在他们当中滋生。他们充斥于青少年市场,并很快地吸引了很多产品 —— 电影,香水,化妆品,爵士乐,收音机,—— 以及态度,和及时行乐的想法。各种见地导致了巨大的破坏。尽情狂欢更好,这种享乐主义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不止在美国,也在巴黎,柏林,和伦敦。

1929年的全球经济崩溃颠覆了局面。资本主义的失败让新方案应时而生:欧洲青年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间两极分化。意大利,德国,俄罗斯的义务青年团体出现了并用极权主义意识给少年洗脑。特别是希特勒青年团,狡猾地锁定在青年人身上:教唆他们反抗父母,拥护年轻的领导者。于是青年引导着青年。

欧洲青年的两极分化渲染了1930年代:蔓延至英国和美国,威胁了各国安定。两国都组织了国家青年工作计划,但真正的改变来自青年自身:从1937年起,摇摆舞音乐的流行奠定了全新的青年亚文化,包括服装,音乐,舞蹈和俚语。摇摆舞起源于火辣的的黑人爵士和黑人风格,它给媒体和音乐界带来惊喜:这是一个由下至上的真正运动。

摇摆舞音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青年文化背景 —— 始源于1939年。在德国和被占领的法国,年轻的摇摆舞音乐迷例如Hamburg Swings和Zazous,他们反抗纳粹,拒绝穿制服,聆听禁止的爵士乐和随之起舞。如果被抓,就会被送往强制劳动营或青少年集中营。当美国大兵集体抵达英国时,他们带来了他们的音乐,摇摆舞。

美国在1941年参战。两年后发生了一个全国性的青少年犯罪丑闻,原因是一些青少年人缺乏家长的监督以及被战争时期的动荡扰乱。美国将理想主义结合实用主义来解决问题:关注潜在青少年市场的规模,1944末期的估算是$750万美元 —— 于是当局携手大企业,决定促进青少年这个概念,让他们作为民主和对社会负责的消费者。

政策很有效。青少年享受在有限消费范围内的一定自主权:给他们提供青春风格的咨询,为迎合他们而不断增长的零售店,以及如(1944年9月创刊的)《十七岁》此类极端成功的杂志。成人仍然掌控着财政大权和生产资料,然而可以看到,允许一定程度的自由防止了青少年的罪犯冲动。

青少年概念的起始时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和广岛与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期重合。美国人是真正的胜利者,而青少年是他们的终极产品。追求及时行乐的青少年是所有陈规旧则被模糊化的世界的完美代表,此种大众存在主义是避免核爆炸带来毁灭可能性的唯一解答。

过去的六十年里,西方就是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下生存。青少年已经成为西方生活和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英国经过了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爱德华风格或泰迪男孩 (1952-9);现代主义或简洁现代主义(1958到1967);嬉皮(1966-1977);华丽摇滚或Glitter乐迷(1972-1975);朋克(1976-1979)等等。到80年代初,所有这些形式,或者他们的复兴,共存在一个勉强抑制愤怒的氛围中。

自1980年代以来,青少年的消费模式蔓延至所有年龄阶层,从10几岁到50和60多岁年龄阶层。它已经不再特指通常被政府条规排除的13到24岁的人群。在这三十几年里,与其说青少年是一种充满生命力和活力的文化,不如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成为了产业的典范,和相当缓和的社会制约手段。同时也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

然而,仍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泰迪男孩与朋克,简洁现代主义与Glitter乐迷,嬉皮与80年代末的锐舞:他们都代表着青年突破性的时刻。所有的这些运动都不是文化产业发动的,而是青少年他们自己。青年用各种运动表明他们试图接受这个他们所在的世界,一个由成人塑造而并非他们自己所塑造的世界。于是,他们希望改变。

 

不受市场营销或媒体控制的事物,仍就是青年文化令人兴奋的惊喜元素。当它发生时,会产生一种自由感及爆发力,造就了无以伦比的前进动力:在那一刻,一切皆有可能,世界可以被重造。它发生在许多的时刻和地方,最近在西方的反资本主义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将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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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Wilkinson的精美色彩与绘画将那些自治的时刻集中凝结在看似古典的形式中。第一眼开来,绘画作品很庄重,几乎静态,细观细节:小照片和图片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画廊里置放的衬衫和雕塑物件营造了一个额外的维度:这是一个氛围,一个在蜕变转型过程中的作品。

Wilkinson从自由行动的宝贵时刻中摄取图像资料:巴黎公社运动(1871);1968年5月的巴黎事件;德雷斯顿系列的照片,用作装饰位于国王路430号Malcolm McLaren和Vivienne Westwood的高朋克高概念店“煽动分子”(1976-79)。在不同程度上,这一切都是熟知的历史片段,然而,Wilkinson着迷于回顾这个主题,他将沿革重新演绎,复原它当初的活力。

巴黎公社也许是最令人陌生的:两个月的工人起义推翻了第二帝国的政权,并在巴黎设立了一个新政府。在那几周内,人们主宰了自己的命运:这是一个激励人心又可怕的自由瞬间 —— 特别是正军从一场血腥的战役中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公社拥护者和重新占领巴黎后。

正如Kristin Ross写道:公社,是一个“对社会编制形式的反抗”。在令人陶醉的能量爆发中,每个边界都被打破了 ——“流派之间,审美与政治讨论之间,高雅艺术与报告文学之间”。十六岁诗人Arthur Rimbaud为加入了公社而离家出走,动乱激发他创作了诗歌L’Orgie Parisienne ou Paris se repeuple,完全匹配他所渴望改造的世界。

Rimbaud现在可被看作是二十世纪青年革命的先驱:他坚决仇恨现有的社会习俗,传统表现形式,和已建立的权力结构。一个世纪后,这些主张在1968年5月骚乱中重播,鼓舞了巴黎一个月。从学生蔓延到导致法国瘫痪的总罢工,这些事件激起另一个自治的暴发,启示了一个年代。

八年后,Malcolm McLaren和Vivienne Westwood尝试将1968年的巴黎引入到英国流行文化中。他们为其精品店,“性”,设计了挑逗意味的T恤,有些印有同性恋味和虐恋味十足的图像,也有精美细致的拼贴衬衫搭配着左派和右派的极端标语(卡尔马克思与希特勒青年团的贴花补丁),堪称为无政府衬衫。

其中,1968年巴黎的口号“A Bas Le Coca Cola”,“从不工作”是受社会现实主义者启发而来,社会现实主义是一群自由散漫、游移在戏谑思想和尖锐思想之间的追随者,其主要目标是攻击《景象》(The Spectacle)报刊栏目—— 媒体和业界通过社会约束进行的不光彩合作而入侵群众的潜意识。1968年5月的成功见证了他们将批判转化为实际行动,及其意味深长的后果。

McLaren和Westwood意图透过他们商店的附属团体,“性手枪”, 将挑衅渗入到英国文化的中心。深秋,“性手枪”已成为青少年媒介中无处不在的新运动领导:朋克。当他们被一个醉酒的主持人激怒而在下午茶时段的电视节目上咒骂时,性手枪成为了新闻的一个头版,一个颜面尽失的羞耻,一个全国性问题。这是历史上的另一个突破。

与此同时,McLaren与Westwood在设计他们位于国王路430号的新店,“煽动分子”(Seditionaries),为了展出最新的设计系列,包括束缚装。对于店内的装修,他们采用了放大的德雷斯顿市(Dresden)的照片,这是在1945年2月被英国和美国轰炸的一个德国城市,导致两万人死亡。对McLaren和Westwood来说,这是英国历史舞台上需要被揭露的丑陋篇章。

“煽动分子”开业数周后,“性手枪”被唱片公司EMI和A&M解约。他们成了音乐界的弃儿和公敌。最终他们被Richard Brandon的维京唱片签下,在1977年5月下旬为伊丽莎白女王登基25周年的纪念献媚。这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庆祝,而《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一曲是唯一可见的抗议。

尽管整个媒界禁止播放,这首歌还是上了排行榜榜首: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英国青年对整个弄虚作假的态度。1977年的英国并非伟大之国,而25周年庆典正是试图讳莫如深 。“性手枪”被媒体诋毁和人身攻击,但却让一代人有了声张的机会。36年后,他们仍是国家形象人物,而且朋克被视为最后的自治性和反法律主义的青年文化 。

回忆当年天天都是支离破碎的场景,这些瞬间就像打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Michael Wilkinson竟行走在各种情绪之间的一条微妙界限上:着迷 —— 用追随者的视线记录着革命活动;惊喜 —— 这些时刻竟然发生;以及悲伤的情结,现在多数的青年文化仅仅关乎物质与浅显,然而其中还夹杂着一丝希望。

改变是必要的。对未来的希望是至关重要的人类特性。年轻人一直是未来的先锋。这些转变性的时刻,在何时何地,可能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