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6月14日

马可鲁专访

马可鲁与策展人陈浩阳对谈在香港藝術門的最新展览,以下是对话的节录:

D: 您当年是如何加入「无名画会」?

M: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已被问及很多次,我希望阐明一下。 「无名画会」是为了1979年举办的第一场公众展而成立的。因为我们要举办展览,官方要求我们想一个团体名称。我们思索再三,最终取了「无名」这个名字——我们认为「无名」可能更好。我们从70年代初就开始聚会了,当时我们每天的联系并不紧密,就是一个朋友圈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风格……后来因为我们在一起工作,逐渐地开始交流思想以及我们对社会和艺术的观点,关系便越来越密切,尤其是因为我们这些艺术家都出生在30-50年代,同样面对我们不喜欢也不能接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官方艺术。所以,我们开始自学艺术。从1972年到1973年,我和那些艺术家有过接触,而「无名画会」中有几位比较年长,大约比我大7、8至10岁,但也有的艺术家比我小3至4岁,所以我在画会中年纪居中。 1975年,我们曾在张伟的家中举办过一场地下展览。

D:张伟的家。

M:当时大约有11位艺术家。在1979年的第一次公众展上,我们大约有20至30个艺术家参展。 「无名画会」活跃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先后举办了两次展览。后来,我们在80年代中期解散,画会中的一些人离开中国出去进修,有的去了美国或其它地方。

D:「无名画会」的原名曾是「玉渊潭画派」吗? 「玉渊潭」与「无名」有什么关系呢?

M:「玉渊潭画派」是圈外人在70年代初期到中期给我们这个小艺术团体起的名字,因为当年我们经常去几个地方画画,在大多情况下,我们去的地方离现在的北京不太远,甚至可以说是更近,因为北京越来越大了。当时的湖、河、山等一切自然景色现在都成了人造公园,但那时的郊野很漂亮,十分适合我们画画,就像玉渊潭和香山,有时我们亦会去故宫。由于当时的交通不便,玉渊潭是我们70年代最常去的地方,所以圈外人便称呼我们为「玉渊潭画派」。实际上,这并不是正式的团体名称,只是圈外人对我们的称呼。

D:那段时间到户外画画是否常见?

M:如果多人聚集一起做事,可能就会比较麻烦。基本上,如果您只是画风景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不准去城外有些地方,不准拍照,更不用说画画了,人们会想知道您在那里做什么。

D:毫无疑问,「无名画会」是一个没有遵循70年代主流的社会现实主义风格的草根团体。这个团体的核心信念和愿景是什么呢?

M:我认为我们的信念和愿景十分明确,我清楚记得在中国的那些年,我们真的不喜欢遵守那些艺术规则。虽然当年有很多全国性的艺术展览,但完全超出了我们对艺术的看法。当年我们一起工作,尽管主要是创作小尺幅的风景画,但我们仍然广泛阅读、并针对艺术展开了很多批判性讨论。

D:当时主要是创作纸本作品吧?

M:我们的创作方式非常轻便,所有的画都反映了我们的艺术观点。多年来,我们试图通过描绘自然来阐明艺术语言。如今,我们称之为“为艺术而艺术”。我们不同意当年将艺术视为其它事物的工具的做法,所以我们试图寻找什么是艺术,然后只画风景。对我们来说,寻找艺术完整性是一段漫长的旅程,我们希望理解自然以及传统艺术观点的含意。

D:因为您们去同一个地方一起画画,所以在很多方面都有共同的主题,亦因此为整个团体提供了一个共同讨论的参考。

M:当时下班后,我们就自觉地去到现场并肩作画。虽然是一样的风景,但我们每个人迥异的性格却令各自的画面呈现出不同的风景。我们会选择各自需要的东西,如:色调、氛围、感觉、光线、颜色。有时我们会构思主题,但有时我们没有限制,画作很自然就画出来了。

D:您有否留下任何档案或文字记录您们的讨论?

M:70年代间,我们没有考虑过记录。直至1979年,我们举办了第一次展览,才开始有一些参考资料。在70年代,如果您想记录可以选择写日记,我当年亦有写下来,但多年后已遗失。我们当年没有相机,也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创造历史,所以很难从这些讨论中找到任何记录。

D:当您现在回看1970年代的画作,您会有哪些回忆?看到这些早期的作品时,您现在会想什么?

M:1979年后,我们这个团体越来越分离,每人朝着自己的方向前进。对我来说,从1976年开始,我们就一直在一起,画风都越来越接近,但我则越来越厌倦。所以,我找到了自己独有的方式。当我回顾我所有的早期作品,我并不真正关心画画技术。那些年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学到了很多,特别是学会了理解自然,自然呈现在我的画作中,我练习了现代绘画的基本技巧:颜色、光线、色调、笔的重量,还有控制。我在1970年代的所有作品都是在大自然中完成,其中只有少数是凭记忆画的,大多数画作从头到尾都是在大自然中完成,回到家里我一笔未改,所以我认为当年艺术的实践更为重要。直到现在,尽管从80年代、90年代和2000年代到我的近作会有很多变化,我仍会质疑什么是艺术?我的艺术原则是什么?

D:自然是一个起点。在过去的50年间,您是如何将重心从画什么转移到如何画画呢?您所指的如何绘画是什么意思?

M:有一个词对我来说很重要,我纠结了整整50年,到现在仍然是很重要——就是“重点”。 70年代,当我日复一日地在户外作画,试图捕捉最重要的元素,将自然转化为绘画时,我不得不考虑色调和组合,笔触面对自然时何时结束,何时停止。而我们的艺术只来自大自然,不是从博物馆中学习历史。还记得70-80年代,我们讨论过很多关于中国水墨画的话题,尤其是宋、元朝代等早期的大师,甚至是近百年的黄宾虹这类的画家。我可以将他们与保罗·塞尚 (Paul Cézanne)、文森特·梵古 (Vincent van Gogh)或卡米耶·毕沙罗 (Camille Pissarro)进行比较,并找出这些艺术家中的重要元素。我发现他们几乎同等重要,并在他们的画作中取得了相似的结果。他们对绘画的理解都非常高。在1980年代后期,我开始创作抽象画,在纽约时选读了一些书,发现自己有一些很喜欢的艺术家,如贾斯珀·琼斯 (Jasper Johns)、威廉·德库宁 (Willem de Kooning)和阿道夫·莱因哈特 (Ad Reinhardt)。马克·罗斯科 (Mark Rothko)的作品让我对他作品中的人类状况和灵性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感觉。我喜欢的艺术家哲学来自阿道夫·莱因哈特(Ad Reinhardt)。他出版了一本名为《艺术即艺术》的书。我买了后读了很多遍,它总是让我想起1970年代和80年代中期所研究的黄公望,赵孟俯和黄宾虹,我总是将他们做比较,因为阿道夫·莱因哈特(Ad Reinhardt)经常问“什么是艺术?”,但他从不回答什么是艺术,他开始寻找什么是艺术。 70年代的黄宾虹也是如此。如果您在做艺术,您必须先明白什么是禁忌。如果您了解这些禁忌,那就更能理解什么是好的艺术。

D:艺术是禁忌?

M:禁忌是您不应该做的事情。古代中国有一个逻辑问题「白马非马也」。白马不是马,白马就是白马,马就是马,马不是白马。这是一场逻辑诡辩,和我读“艺术即艺术”时的情况非常相似。他通过了解什么不是艺术来寻找什么是艺术。

D:只有通过非艺术,人们才能理解艺术可以是什么。

M:我早期的作品和著作都谈到这一点。从我的《八大系列》到现在的作品,我不希望除了艺术本身,我的艺术被移作他用,即使我知道这种想法是保守的,不像当代艺术,是现代主义,但这是我的想法……

D:。艺术是一种自由的表达方式。艺术家不应限制自己去定义什么是艺术。艺术可以是它想成为的任何东西。我很高您提到阿道夫·莱因哈特(Ad Reinhardt),这有助观众更理解您的想法。您在北京的时候已知道马克·罗斯科 (Mark Rothko),还是搬到纽约才知道的?

M:实际上直到90年代初,我才真正开始留意马克·罗斯科 (Mark Rothko)和阿道夫·莱因哈特(Ad Reinhardt)。在去纽约之前,我已经很喜欢贾斯珀·琼斯 (Jasper Johns)。直到 90 年代初,我受到了阿道夫·莱因哈特(Ad Reinhardt)提出的理论和观点的影响。

D:我以为您先去欧洲,然后从欧洲搬到美国。

M:1988年1月,我去了欧洲柏林; 同年11月,我到了纽约。所以我曾在德国、瑞典和丹麦逗留。

D:您是1988年11月到的纽约,是吗? 80年代已经有不少艺术家移居纽约,对于很多来自中国的艺术家来说,自然的反应就是反思自己的身份,很多人都把它作为画作主题当您搬到纽约的时候,通过作品来反思身份对您来说很重要吗?

M:我认为这是大多数中国艺术家常见的题材,他们有那样的经历。对我来说也是,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在去纽约之前,我去了欧洲旅行。无论我去哪里,我都会去博物馆和画廊,如柏林、斯图加特、科隆、瑞典和丹麦。当我来到纽约时,我读过一些关于纽约的东西,并且已经对一些现代主义者非常熟悉。所以,对我来说,去纽约的缓慢旅程不像一些人直接从中国飞到纽约。对我来说,我非常想家。应该叫文化思乡。这种感觉出现在1993-94年左右,我开始创作《八大系列》。

D:您的作品让我有了这个体会,我意识到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八大系列》在某些方面也符合您刚才提到的黄宾虹和塞尚以及现代主义者的比较。从观念上讲,我认为《八大系列》蕴含颇深。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八大系列》背后的创作意和意图吗?

M:首先,我要说明原因,然后说明意图是什么。首先来谈谈原因。 80年代中期,即1986年,我周游中国半年,画了很多油画、丙烯、水墨宣纸山水画。 1984-1986那些年,我每年都尝试离开北京,出去旅行一到三个月。那些年,我就是这样开始水墨画,像大师一样用毛笔画山水。直到1993年,所有的回忆都涌出来了。 1993-1994年,台北有一场展示中国传统书画的展览,让我真正感受到文化的乡愁.1992年,我完成了两年前展示的一组单色画作。我当时有一种几乎无处可去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继续这样做,我会很难。我是这么想的,但现在,我不这么认为。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93-95年的《八大系列》,我把国画带进我的作品里,真的是有意为之。我的意图是摆脱美国的抽象主义和极简主义。我什至使用了不同的材料,如蜡、木炭条、混合了大量松节油的颜料。后来我才明白,感知、感性、表达方式,都是来自于我对抽象艺术的研究。所以,我只是想摆脱抽象表现主义和极简主义,但我的绘画方式确实根植于儒家思想,并帮助我找到了突破的方法。

D:我觉得您的单色作品是对当时色域绘画的回应。 《八大系列》试图为您自己寻找另一种出路。您试图找到另一种正式的语言,一种让您摆脱抽象的主题。但是,当您回看过去黑色、秋天或红色画作的构图时,您有何新的体会?

M:没有什么可以隐藏,一切都在画作表面。因为我有很多黑色的画,即使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直至2000年代和2008年,我都有双联黑色画作。另外,我还创作了很多其它的黑色作品,但它们都有不同的内容。毫无疑问,我对此感觉良好。经过这么多年的奋斗,我明白了艺术的价值。一切都在画作表面上,如果您把那些黑色的画放在一起,便会发现它们是有所不同。

D:我觉得这也是您必经的过程,因为我认为您会画这些东西,然后假以时日,新的意义就会出现。所以我期待在展览中将这些画作组合一起,以了解《无人之境》的概念,以及对创意自由的需求。您的作品讲述了很多关于人类命运的主题,打破生活与艺术之间的界限,这是您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非常珍惜的东西。另外,您也谈了很多关于作品中是否有丰沛的生命感,您会如何定义它?您追求什么品质?

M:从一开始就是为终极的自由而奋斗。当然,可能是在不同的环境或情况之下……在中国,很多艺术家都是从学院学习艺术,艺术家为其他东西服务,所以他们必须找到主题,为机构创作艺术。但是现在对我们来说,艺术自发地始于自身、自然或日常生活。如果您看过我所有的艺术就会了解到,我的艺术是某种东西,而不是为了某种东西。艺术是内在驱使的创作。您谈论时间,您用艺术表达一切,这已是在贴近生活。

D:如果我们相信某事,并继续做我们相信的事情。那么,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M:您所相信的也可能来自您觉得烦人并想摆脱它的东西,又或者是来自您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例如我在纽约的后期,我的儿子患上抑郁症,对我和我的家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事,但我挺过来了。当我谈到我想要终极自由时,我想要的是打破界限。在2007-2008年,我经历家庭悲剧后再次重新画画,当时我决定要打破界限。我的作品是抽象的、半抽象的和表现主义的。对于这类作品,我确实给了它们非常具体的标题。

D:当我看到《暮光之城》和《勿忘我》的时候,《勿忘我》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幅您给所爱的人而画的画,也可能是关于您回到了北京。我知道您说过您不希望作品中带有一丝感性,《暮光之城》表达了眩目的光。您谈论您看不见的光。这两部作品对这次展览来说很重要。我构思展览时把这两幅作品放在纽约作品之后。展览中的纽约部分更多是关于在外工作,而您回到北京的2006年对您来说是重要的一年吗?

M:《勿忘我》不只是因为我回到北京,这幅作品是我儿子的肖像画之一。他玩了九年滑板并拍了很多视频,他拍摄,我们剪辑,在其中一个视频的结尾,在滑板的背面,有他的笔迹“勿忘我”。这是视频的最终剪辑,也是一个肖像。在滑板上方的背景中,有墓地,有曼哈顿或高层建筑,还有“勿忘我”这句话。

D:您曾说「我会用作品诉说荒野中的抽象艺术。我的绘画是关于一丝曙光,一缕眩目的光。」您是如何看待《无人之境》这个概念呢?您是否追求不为任何人而创作?您是否总是置身《无人之境》来创作艺术?我所指的「无人」是指思想层面上,并不是您的肉体置身荒野。

M:当然是思想上。这类创作其实是因为后期的我不喜欢作品总是过于情绪化或多愁善感,我不时都会试图超越这一点。 「我会用作品诉说荒野中的抽象艺术。我的绘画是关于一丝曙光,一缕眩目的光。」——这句话是出自一次的讨论,当时有很多抽象艺术家从学术角度交流作品,他们各自都有某个地方的学院背景,但我什么也没有,到我谈论我的抽象画时,我只是告诉他们「我会告诉您们我的抽象艺术是什么。」,早已超出学院的观点。

D:《暮光之城》。

M:然后我告诉他们,我的绘画是关于一丝曙光,一缕眩目的光。后来也不知为何百度自动翻译为「我会告诉您我的荒野……抽象艺术」。当我看到「荒野」时,我觉得它很好,我喜欢它,所以我保留了这个词。

D:这是命中注定的。

D:我也想跟您探讨2008年后的作品,又或者是过去12年间的作品。正如您所说,您希望将绘画中的元素减至最低限度,那么您想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什么?这其实很有趣——您是如何开始删减元素的?到底是什么时候删减、如何删减,您可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M:当我创作的时候,有很多艺术家和艺术品会围绕着我,他们有不同的声音和想法。而很多时候,他们试图通过运用很多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材料、并解释他们的做法来比拼谁是最聪明的那一个,有些很震撼,有些很时髦。但这会让整体变得非常复杂,我并不会那样做,所以我的艺术在物质上需要尽量简单,我认为画作的隐喻更为重要。这就是我一直在追求的事情,总是试图删减一些东西。 2011年在元典美术馆举办的个展大约200件作品,此外还有些在798的画廊。但在那之后的 2012 年,我感到非常沮丧,后来我尝试开始一个新系列,那时真的十分辛苦,我几乎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恢复过来。直到2016-2017年,我才觉得自己开始有所突破,创作了新系列作品《啊打》,事情才变得越来越清晰,我终于知道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您将我2016年到2020年的《啊打》作品包括在此次展览的原因,即使那些作品也有种……我这么多年后不得不说实话,我知道有一点玩世不恭。

D:本次展览的其中一幅作品是2015年的《禁锢》,您从中有没有尝试突破?在此次展览中,《禁锢》标志着一个全新展区——《啊打》系列近作。所以那幅作品在很多方面也与过去的作品有所不同。正如您所提到的《啊打》系列,背后的想法是与突发能量相关,它是否是您寻求突破的一种催化剂?您能告诉我们更多《啊打》系列背后的理念吗?

M:只是因为创作《啊打》系列之初,我的一位朋友前来工作室观赏我的作品。他当时有一种感觉,说我的作品就像动作明星李小龙一样。然后,他复制了那一声功夫呐喊“嗨呀”,《啊打》系列因此而命名,中文的含意是“不加思索,一触即发”。

D:就像放手,看看会发生什么。

M:它包含了一切,但又一无所有。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虚无。

D:从某种意义来说,这又回到了您关于非艺术的观点……

陈浩阳(DC)是藝術門香港和上海的策展人,曾于奥沙画廊(Osage Gallery)和外滩沪申画廊(Shanghai Gallery of Art)任职总监。

马可鲁(M)1954年出生在上海,作为197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团体“无名画会”的初创成员之一,马可鲁一直致力实践“艺术回归本体”的理念,旨在令其艺术创作达至完全自由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