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6月14日

馬可魯專訪

馬可魯與策展人陳浩陽對談在香港藝術門的最新展覽,以下是對話的節錄:

D:您當年是如何加入「無名畫會」?

M:關於這個問題,其實我已被問及很多次,我希望闡明一下。「無名畫會」是為了1979年舉辦的第一場公眾展而成立的。因為我們要舉辦展覽,官方要求我們想一個團體名稱。我們思索再三,最終取了「無名」這個名字——我們認為「無名」可能更好。我們從70年代初就開始聚會了,當時我們每天的聯繫並不緊密,就是一個朋友圈子,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目標,不同的風格……後來因為我們在一起工作,逐漸地開始交流思想以及我們對社會和藝術的觀點,關係便越來越密切,尤其是因為我們這些藝術家都出生在30-50年代,同樣面對我們不喜歡也不能接受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風格的官方藝術。所以,我們開始自學藝術。從1972年到1973年,我和那些藝術家有過接觸,而「無名畫會」中有幾位比較年長,大約比我大7、8至10歲,但也有的藝術家比我小3至4歲,所以我在畫會中年紀居中。1975年,我們曾在張偉的家中舉辦過一場地下展覽。 

D:張偉的家。

M:當時大約有11位藝術家。在1979年的第一次公眾展上,我們大約有20至30個藝術家參展。「無名畫會」活躍於70年代末、80年代初,先後舉辦了兩次展覽。後來,我們在80年代中期解散,畫會中的一些人離開中國出去進修,有的去了美國或其它地方。

D:「無名畫會」的原名曾是「玉淵潭畫派」嗎?「玉淵潭」與「無名」有什麼關係呢?

M:「玉淵潭畫派」是圈外人在70年代初期到中期給我們這個小藝術團體起的名字,因為當年我們經常去幾個地方畫畫,在大多情況下,我們去的地方離現在的北京不太遠,甚至可以說是更近,因為北京越來越大了。當時的湖、河、山等一切自然景色現在都成了人造公園,但那時的郊野很漂亮,十分適合我們畫畫,就像玉淵潭和香山,有時我們亦會去故宮。由於當時的交通不便,玉淵潭是我們70年代最常去的地方,所以圈外人便稱呼我們為「玉淵潭畫派」。實際上,這並不是正式的團體名稱,只是圈外人對我們的稱呼。

D:那段時間到戶外畫畫是否常見?

M:如果多人聚集一起做事,可能就會比較麻煩。基本上,如果您只是畫風景是沒有問題的。但我們不准去城外有些地方,不准拍照,更不用說畫畫了,人們會想知道您在那裡做什麼。

D:毫無疑問,「無名畫會」是一個沒有遵循70年代主流的社會現實主義風格的草根團體。這個團體的核心信念和願景是什麼呢?

M:我認為我們的信念和願景十分明確,我清楚記得在中國的那些年,我們真的不喜歡遵守那些藝術規則。雖然當年有很多全國性的藝術展覽,但完全超出了我們對藝術的看法。當年我們一起工作,儘管主要是創作小尺幅的風景畫,但我們仍然廣泛閱讀、並針對藝術展開了很多批判性討論。

D:當時主要是創作紙本作品吧?

M:我們的創作方式非常輕便,所有的畫都反映了我們的藝術觀點。多年來,我們試圖通過描繪自然來闡明藝術語言。如今,我們稱之為“為藝術而藝術”。我們不同意當年將藝術視為其它事物的工具的做法,所以我們試圖尋找什麼是藝術,然後只畫風景。對我們來說,尋找藝術完整性是一段漫長的旅程,我們希望理解自然以及傳統藝術觀點的含意。

D:因為您們去同一個地方一起畫畫,所以在很多方面都有共同的主題,亦因此為整個團體提供了一個共同討論的參考。

M:當時下班後,我們就自覺地去到現場並肩作畫。雖然是一樣的風景,但我們每個人迥異的性格卻令各自的畫面呈現出不同的風景。我們會選擇各自需要的東西,如:色調、氛圍、感覺、光線、顏色。有時我們會構思主題,但有時我們沒有限制,畫作很自然就畫出來了。

D:您有否留下任何檔案或文字記錄您們的討論?

M:70年代間,我們沒有考慮過記錄。直至1979年,我們舉辦了第一次展覽,才開始有一些參考資料。在70年代,如果您想記錄可以選擇寫日記,我當年亦有寫下來,但多年後已遺失。我們當年沒有相機,也沒有意識到我們在創造歷史,所以很難從這些討論中找到任何記錄。

D:當您現在回看1970年代的畫作,您會有哪些回憶?看到這些早期的作品時,您現在會想什麼?

M:1979年後,我們這個團體越來越分離,每人朝著自己的方向前進。對我來說,從1976年開始,我們就一直在一起,畫風都越來越接近,但我則越來越厭倦。所以,我找到了自己獨有的方式。當我回顧我所有的早期作品,我並不真正關心畫畫技術。那些年對我來說很重要,因為我學到了很多,特別是學會了理解自然,自然呈現在我的畫作中,我練習了現代繪畫的基本技巧:顏色、光線、色調、筆的重量,還有控制。我在1970年代的所有作品都是在大自然中完成,其中只有少數是憑記憶畫的,大多數畫作從頭到尾都是在大自然中完成,回到家裡我一筆未改,所以我認為當年藝術的實踐更為重要。直到現在,儘管從80年代、90年代和2000年代到我的近作會有很多變化,我仍會質疑什麼是藝術?我的藝術原則是什麼?

D:自然是一個起點。在過去的50年間,您是如何將重心從畫什麼轉移到如何畫畫呢?您所指的如何繪畫是什麼意思?

M:有一個詞對我來說很重要,我糾結了整整50年,到現在仍然是很重要——就是“重點”。70年代,當我日復一日地在戶外作畫,試圖捕捉最重要的元素,將自然轉化為繪畫時,我不得不考慮色調和組合,筆觸面對自然時何時結束,何時停止。而我們的藝術只來自大自然,不是從博物館中學習歷史。還記得70-80年代,我們討論過很多關於中國水墨畫的話題,尤其是宋、元朝代等早期的大師,甚至是近百年的黃賓虹這類的畫家。我可以將他們與保羅·塞尚 (Paul Cézanne)、文森特·梵古 (Vincent van Gogh)或卡米耶·畢沙羅 (Camille Pissarro)進行比較,並找出這些藝術家中的重要元素。我發現他們幾乎同等重要,並在他們的畫作中取得了相似的結果。他們對繪畫的理解都非常高。在1980年代後期,我開始創作抽象畫,在紐約時選讀了一些書,發現自己有一些很喜歡的藝術家,如賈斯珀·瓊斯 (Jasper Johns)、威廉·德庫寧 (Willem de Kooning)和阿道夫·萊因哈特 (Ad Reinhardt)。馬克·羅斯科 (Mark Rothko)的作品讓我對他作品中的人類狀況和靈性產生了非常強烈的感覺。我喜歡的藝術家哲學來自阿道夫·萊因哈特(Ad Reinhardt)。他出版了一本名為《藝術即藝術》的書。我買了後讀了很多遍,它總是讓我想起1970年代和80年代中期所研究的黃公望,趙孟頫和黃賓虹,我總是將他們做比較,因為阿道夫·萊因哈特(Ad Reinhardt)經常問“什麼是藝術?”,但他從不回答什麼是藝術,他開始尋找什麼是藝術。70年代的黃賓虹也是如此。如果您在做藝術,您必須先明白什麼是禁忌。如果您瞭解這些禁忌,那就更能理解什麼是好的藝術。

D:藝術是禁忌?

M:禁忌是您不應該做的事情。古代中國有一個邏輯問題「白馬非馬也」。白馬不是馬,白馬就是白馬,馬就是馬,馬不是白馬。這是一場邏輯詭辯,和我讀“藝術即藝術”時的情況非常相似。他通過瞭解什麼不是藝術來尋找什麼是藝術。

D:只有通過非藝術,人們才能理解藝術可以是什麼。

M:我早期的作品和著作都談到這一點。從我的《八大系列》到現在的作品,我不希望除了藝術本身,我的藝術被移作他用,即使我知道這種想法是保守的,不像當代藝術,是現代主義,但這是我的想法……

D:藝術是一種自由的表達方式。藝術家不應限制自己去定義什麼是藝術。藝術可以是它想成為的任何東西。我很高您提到阿道夫·萊因哈特(Ad Reinhardt),這有助觀眾更理解您的想法。您在北京的時候已知道馬克·羅斯科 (Mark Rothko),還是搬到紐約才知道的?

M:實際上直到90年代初,我才真正開始留意馬克·羅斯科 (Mark Rothko)和阿道夫·萊因哈特(Ad Reinhardt)。在去紐約之前,我已經很喜歡賈斯珀·瓊斯 (Jasper Johns)。直到 90 年代初,我受到了阿道夫·萊因哈特(Ad Reinhardt)提出的理論和觀點的影響。

D:我以為您先去歐洲,然後從歐洲搬到美國。

M:1988年1月,我去了歐洲柏林; 同年11月,我到了紐約。所以我曾在德國、瑞典和丹麥逗留。

D:您是1988年11月到的紐約,是嗎?80年代已經有不少藝術家移居紐約,對於很多來自中國的藝術家來說,自然的反應就是反思自己的身份,很多人都把它作為畫作主題當您搬到紐約的時候,通過作品來反思身份對您來說很重要嗎?

M:我認為這是大多數中國藝術家常見的題材,他們有那樣的經歷。對我來說也是,但那是很久以後的事。在去紐約之前,我去了歐洲旅行。無論我去哪裡,我都會去博物館和畫廊,如柏林、斯圖加特、科隆、瑞典和丹麥。當我來到紐約時,我讀過一些關於紐約的東西,並且已經對一些現代主義者非常熟悉。所以,對我來說,去紐約的緩慢旅程不像一些人直接從中國飛到紐約。對我來說,我非常想家。應該叫文化思鄉。這種感覺出現在1993-94年左右,我開始創作《八大系列》。

D:您的作品讓我有了這個體會,我意識到這一切都是順理成章的,因為《八大系列》在某些方面也符合您剛才提到的黃賓虹和塞尚以及現代主義者的比較。從觀念上講,我認為《八大系列》蘊含頗深。您能和我們分享一下八大系列》背後的創作意和意圖嗎?

M:首先,我要說明原因,然後說明意圖是什麼。首先來談談原因。80年代中期,即1986年,我周遊中國半年,畫了很多油畫、丙烯、水墨宣紙山水畫。1984-1986那些年,我每年都嘗試離開北京,出去旅行一到三個月。那些年,我就是這樣開始水墨畫,像大師一樣用毛筆畫山水。直到1993年,所有的回憶都湧出來了。1993-1994年,臺北有一場展示中國傳統書畫的展覽,讓我真正感受到文化的鄉愁.1992年,我完成了兩年前展示的一組單色畫作。我當時有一種幾乎無處可去的感覺,所以我覺得如果我繼續這樣做,我會很難。我是這麼想的,但現在,我不這麼認為。那個時候,我真的是這麼想的。 93-95年的《八大系列》,我把國畫帶進我的作品裡,真的是有意為之。我的意圖是擺脫美國的抽象主義和極簡主義。我甚至使用了不同的材料,如蠟、木炭條、混合了大量松節油的顏料。後來我才明白,感知、感性、表達方式,都是來自於我對抽象藝術的研究。所以,我只是想擺脫抽象表現主義和極簡主義,但我的繪畫方式確實根植於儒家思想,並幫助我找到了突破的方法。

D:我覺得您的單色作品是對當時色域繪畫的回應。《八大系列》試圖為您自己尋找另一種出路。您試圖找到另一種正式的語言,一種讓您擺脫抽象的主題。但是,當您回看過去黑色、秋天或紅色畫作的構圖時,您有何新的體會?

M:沒有什麼可以隱藏,一切都在畫作表面。因為我有很多黑色的畫,即使從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直至2000年代和2008年,我都有雙聯黑色畫作。另外,我還創作了很多其它的黑色作品,但它們都有不同的內容。毫無疑問,我對此感覺良好。經過這麼多年的奮鬥,我明白了藝術的價值。一切都在畫作表面上,如果您把那些黑色的畫放在一起,便會發現它們是有所不同。

D:我覺得這也是您必經的過程,因為我認為您會畫這些東西,然後假以時日,新的意義就會出現。所以我期待在展覽中將這些畫作組合一起,以瞭解《無人之境》的概念,以及對創意自由的需求。您的作品講述了很多關於人類命運的主題,打破生活與藝術之間的界限,這是您在整個職業生涯中非常珍惜的東西。另外,您也談了很多關於作品中是否有豐沛的生命感,您會如何定義它?您追求什麼品質?

M:從一開始就是為終極的自由而奮鬥。當然,可能是在不同的環境或情況之下……在中國,很多藝術家都是從學院學習藝術,藝術家為其他東西服務,所以他們必須找到主題,為機構創作藝術。但是現在對我們來說,藝術自發地始於自身、自然或日常生活。如果您看過我所有的藝術就會瞭解到,我的藝術是某種東西,而不是為了某種東西。藝術是內在驅使的創作。您談論時間,您用藝術表達一切,這已是在貼近生活。

D:如果我們相信某事,並繼續做我們相信的事情。那麼,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M:您所相信的也可能來自您覺得煩人並想擺脫它的東西,又或者是來自您生活中發生的事情。例如我在紐約的後期,我的兒子患上抑鬱症,對我和我的家人造成了極大的傷害。這是一件非常悲慘的事,但我挺過來了。當我談到我想要終極自由時,我想要的是打破界限。在2007-2008年,我經歷家庭悲劇後再次重新畫畫,當時我決定要打破界限。我的作品是抽象的、半抽象的和表現主義的。對於這類作品,我確實給了它們非常具體的標題。

 D:當我看到《暮光之城》和《勿忘我》的時候,《勿忘我》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幅您給所愛的人而畫的畫,也可能是關於您回到了北京。我知道您說過您不希望作品中帶有一絲感性,《暮光之城》表達了眩目的光。您談論您看不見的光。這兩部作品對這次展覽來說很重要。我構思展覽時把這兩幅作品放在紐約作品之後。展覽中的紐約部分更多是關於在外工作,而您回到北京的2006年對您來說是重要的一年嗎?

M:《勿忘我》不只是因為我回到北京,這幅作品是我兒子的肖像畫之一。他玩了九年滑板並拍了很多視頻,他拍攝,我們剪輯,在其中一個視頻的結尾,在滑板的背面,有他的筆跡“勿忘我”。這是視頻的最終剪輯,也是一個肖像。在滑板上方的背景中,有墓地,有曼哈頓或高層建築,還有“勿忘我”這句話。

D:您曾說「我會用作品訴說荒野中的抽象藝術。我的繪畫是關於一絲曙光,一縷眩目的光。」您是如何看待《無人之境》這個概念呢?您是否追求不為任何人而創作?您是否總是置身《無人之境》來創作藝術?我所指的「無人」是指思想層面上,並不是您的肉體置身荒野。

M:當然是思想上。這類創作其實是因為後期的我不喜歡作品總是過於情緒化或多愁善感,我不時都會試圖超越這一點。「我會用作品訴說荒野中的抽象藝術。我的繪畫是關於一絲曙光,一縷眩目的光。」——這句話是出自一次的討論,當時有很多抽象藝術家從學術角度交流作品,他們各自都有某個地方的學院背景,但我什麼也沒有,到我談論我的抽象畫時,我只是告訴他們「我會告訴您們我的抽象藝術是什麼。」,早已超出學院的觀點。

D:《暮光之城》。

M:然後我告訴他們,我的繪畫是關於一絲曙光,一縷眩目的光。後來也不知為何百度自動翻譯為「我會告訴您我的荒野……抽象藝術」。當我看到「荒野」時,我覺得它很好,我喜歡它,所以我保留了這個詞。

D:這是命中注定的。

D:我也想跟您探討2008年後的作品,又或者是過去12年間的作品。正如您所說,您希望將繪畫中的元素減至最低限度,那麼您想通過這種方式實現什麼?這其實很有趣——您是如何開始刪減元素的?到底是什麼時候刪減、如何刪減,您可以給我們詳細介紹一下嗎?

M:當我創作的時候,有很多藝術家和藝術品會圍繞著我,他們有不同的聲音和想法。而很多時候,他們試圖通過運用很多不同的——各種各樣的——材料、並解釋他們的做法來比拼誰是最聰明的那一個,有些很震撼,有些很時髦。但這會讓整體變得非常複雜,我並不會那樣做,所以我的藝術在物質上需要盡量簡單,我認為畫作的隱喻更為重要。這就是我一直在追求的事情,總是試圖刪減一些東西。2011年在元典美術館舉辦的個展大約200件作品,此外還有些在798的畫廊。但在那之後的 2012 年,我感到非常沮喪,後來我嘗試開始一個新系列,那時真的十分辛苦,我幾乎花了一年的時間才恢復過來。直到2016-2017年,我才覺得自己開始有所突破,創作了新系列作品《啊打》,事情才變得越來越清晰,我終於知道自己真正喜歡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您將我2016年到2020年的《啊打》作品包括在此次展覽的原因,即使那些作品也有種……我這麼多年後不得不說實話,我知道有一點玩世不恭。

D:本次展覽的其中一幅作品是2015年的《禁錮》,您從中有沒有嘗試突破?在此次展覽中,《禁錮》標誌著一個全新展區——《啊打》系列近作。所以那幅作品在很多方面也與過去的作品有所不同。正如您所提到的《啊打》系列,背後的想法是與突發能量相關,它是否是您尋求突破的一種催化劑?您能告訴我們更多《啊打》系列背後的理念嗎?

M:只是因為創作《啊打》系列之初,我的一位朋友前來工作室觀賞我的作品。他當時有一種感覺,說我的作品就像動作明星李小龍一樣。然後,他復制了那一聲功夫吶喊“嗨呀”,《啊打》系列因此而命名,中文的含意是“不加思索,一觸即發”。

D:就像放手,看看會發生什麼。

M:它包含了一切,但又一無所有。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虛無。

D:從某種意義來說,這又回到了您關於非藝術的觀點……

陳浩陽(DC)是藝術門香港和上海的策展人,曾於奧沙畫廊(Osage Gallery)和外灘滬申畫廊(Shanghai Gallery of Art)任職總監。

馬可魯(M)1954年出生在上海,作為1970年代中國當代藝術團體“無名畫會”的初創成員之一,馬可魯一直致力實踐“藝術回歸本體”的理念,旨在令其藝術創作達至完全自由的原則。